清宫手工地毯揭秘

披露故宫现藏的明、清手工毯类珍品（地毯、炕毯、壁毯）及清代宫廷用毯的历史与艺术。

一、清代宫廷毯的来源：
清代宫廷毯的来源主要有宫内机构编织、地方承接织造、地方贡进、外国贡品礼品、及朝廷出资购买等。

1.宫内机构编织
入关以后，于顺治元年（1644年）设毡、毯、帘子三项为一库，额定领催和匠役114名，其中毯匠2名，染匠3名，缠绒匠1名。康熙朝以后，造办处下设立专门作坊，毡毯并人皮作。雍正六年，工部制造库属下的门神、门帘二库，设毯匠9名、毡匠7名、缠绒匠2名、染匠4名，是专织宫廷用毯的御用匠人。另外，根据宫廷用毯的需要，还不定期增加各种临时匠人。如清初曾有许多从事羊毛加工的“藏毛匠”、“蒙古擀毡人”入宫；中期，造办处又招募“回回毯匠”进宫织毯。这些工匠都拥有高超的编织技术并擅长染色，为宫廷织毯的品种、花色、质量，提供了保障。他们根据宫廷所需，承接编织整毯，也承担修改、织补的任务。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正月十四日，“传旨，圆明园殿内地平着照养心殿地平现铺毯子一样，抹（采）尺寸交新柱，照尺寸样织回子毯一块送来”。又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十一月十五日，乾隆帝下旨，“将串枝花毯在乾清宫东暖阁铺设，红万字花毯在西暖阁铺设，其毯子面宽富裕处裁去，进深不足处接补，着造办处大人们传工部匠人前来照样接补，四面并门口处要花边，得时沿边吊里”。

织毯工匠为宫廷编织的毛毯，既有殿堂御用满铺地面的大毯，也有用于书桌、座椅、床榻等小型毯；既有工艺简单的素色毯，也有工艺复杂的缂毛毯、盘金银线栽绒毯。用料以羊毛为主，另有丝、金、银等线，尤其是殿堂的大栽绒毯，常以价高于棉线的纯丝线做经纬线，显示了皇家用毯的奢靡。其尺寸、图案、用色是严格按照用途而设计、织定的，既有表现皇权威严、神圣的龙、凤纹饰，又有寓意吉祥富贵、万代传承的牡丹、缠枝莲等雍容华贵的花卉纹饰。

2.地方承接织造
宫廷用毯种类多、数量大，仅紫禁城外朝的太和殿内铺满地毯，就需要两千多平方米。像这样特殊尺寸的毯，宫廷织毯匠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为此，就要根据使用的具体情况，要求地方特织定造。在当时，为宫廷承接编织毛毯的地方，多为善于织毯、以毯为地方贡品的新疆、蒙古、宁夏、甘肃、青海、西藏等地。其程序是，先由清宫造办处的匠人按照皇帝的旨意，将地毯的尺寸、纹饰核实准确后，绘出小样，呈皇帝御览。待皇帝同意后，再交给该地方官，由地方官限时监督编织。如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二十五日（皮作），太监刘希文传旨：“（圆明园）万字房通景壁前，着画西洋吉祥草毯子呈览。”十月初一日，郎中海望将“东一路屋内通景画壁前吉祥草花样毯子两张”，呈皇帝御览。雍正帝认为，“周围的万字景边不好，着另画碎花，其底的颜色不必染黄。再圆明园殿上的毯子花样不好，尔等亦画样，俟岳钟琪（时任西北大将军）来时，将此两样交岳钟琪织造。”接受指派而承织宫廷毛毯的地方匠役们，除负责织毯外，其原料、染料都由地方承担。但毯的图案设计、用色、尺寸、样式以及工艺，要严格按宫廷的规定而进行，不得有丝毫的改动。虽然在浓郁的宫廷装饰风格的统一要求下，各地编织的毛毯很难发挥其地方传统工艺，但色度、纹饰走向及毛毯收边等细微之处，仍留有各地不同的编织特点。

3.地方贡进
由地方承造毛毯的另一种方式是被充作“贡品”进贡皇帝。在封建社会，各地方官都要在其统辖区域内寻觅稀世珍品或土产物品，向皇帝“呈进方物”。进贡名目有日常贡、年节贡、万寿贡等。毯因其费工费时、用料考究、质地柔软、工艺精湛而著称，备受织造、关差、督抚等官员的青睐，被作为地方“上品”贡入宫廷。后金与清代初期，漠北的蒙古族首领就曾将花毯连同驮马、番菩提、数珠、黑狐皮、茶叶、狐腋皮、狼皮等许多物品，进贡太宗。

乾隆年间，为庆祝乾隆帝八十岁万寿，于前一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特旨“阿克苏三品阿布都拉恭祝万寿进金银线毯一块”。另“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十二月十四日，御前行走喀什噶尔三品阿奇木伯克、郡王伊斯堪达尔等十四人，恭进金银绒毯一块、绒毯四块、毛毯一块。”此外，福州、苏州、广州等地亦是较常贡毯之地。仅据乾隆、嘉庆年间的《宫中杂件·进单》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十一月初六日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奴才社图肯进漳绒炕毯、漳绒四十五正、漳缎四十五匹正、漳纱四十五正。”三十三年（1768年）七月初六日苏州织造萨载进：“四方花毯二块、长方花毯四块”。三十六年（1771年）七月十七日粤海关监督德魁、德保进“黄地红花毯六正、红地黑花毯四正”。嘉庆三年（1798年）十二月十二日粤海关监督常福进“黄地红花毡三正”。地方贡毯的质地、纹饰，往往以民间特有的传统风格编织。如故宫博物院现藏“栽绒黄地锦地毯”、”栽绒驼色地双狮绣球毯”，“栽绒紫色花卉毯”等，具有明显的宁夏擅长编织的锦纹，蒙古崇尚的狮子滚绣球，新疆的几何花卉纹等地方民俗的艺术特征。新疆毯的纹饰，多以写实的、或非具象的植物为主，辅以几何纹交叉重叠，形成对称均衡、排列规則等装饰风格。向宫廷进贡的毯，都是该地地方官选择的地方织造精品，也最能反映清代各地方民间编织的水平。

当然，现存的各类毯是作为地方承接制作，还是定为地方贡进，界限并不分明。由于年代久远，资料所限，很难做到具体区分。而有时皇帝也会谕示地方将承接编织之毯作为贡品，而替代应贡之毯或其他贡品。如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十二月初一日（行文），“库掌四德、五德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畅春园）恒春圃地盘纸样一张。传旨：“跃栏内着按地盘样铺设羊毛毡，约估铺设几块，量准尺寸发往苏州照尺寸织做绿素毡，算进贡。其贡内进羊毛花毡不必呈进。钦此。”这又大大增加了区分的难度。

4.外国贡献及朝廷出资购买之西洋毯
故宫博物院现存众多毯中，尚有一定数量精美的西洋毛毯，其风格与中国所编织的东方毛毯风格迥然不同，其来源为外国以贡品或礼品的形式献给清代皇帝以及通过中外贸易购得。清入关以后，随着国势的增强，与西方及周边国家的交往愈益频繁。这些国家时常将各种不同质地的毛毯，以贡品或礼品的形式献给清代皇帝，其浓郁的异域风情受到了皇帝的喜爱。洋式毛毯分别来自荷兰、意大利、英国、法国，以及安南（今越南）、逞罗（今泰国）、缅甸等国。品种有各色“哆罗呢”，织人物花毡，还有花纹繁缛的波斯毯、艺术壁挂毯等。

顺治、康照、雍正时期，荷兰曾多次向中国进贡“哆罗呢”，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的一次进贡中，就有“大哆罗绒（呢）十五匹、中哆罗绒（呢）十匹、织金大绒毯四领··...”,数量非常可观。
乾隆时期，西洋毯子的数量与品种日趋增多，甚至还有出自名家之手的精品。如法国路易十六时期的首席宫廷画家布歇（1703~1770年）所设计的一套壁毯。布歇是著名的工艺美术家，曾在波维和巴黎皇家葛布兰壁毯工厂任职。他以柔媚的画风设计了一套名为“中国色彩”的壁毯，被法王路易十六作为礼物送给了乾隆帝。乾隆帝对此套毯非常喜爱，三十二年（1767年）为张挂这套壁毯，他曾下旨对圆明园远瀛观内部大肆改造。虽然这套壁毯在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时与圆明园一起被烧毁。但从现存的零星资料中，仍可以想象出该套毯的华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以为乾隆帝祝寿为名来到中国，在其进献的珍奇异宝中，就有金毛毯数匹、大毯数匹。带有浓郁异域风情的西洋毯，以色彩艳丽、图案丰富、质地细密等特点，深得皇帝喜爱，并由此促成了中西贸易中，用于做毯的毛织呢材料的贸易量日益增加。乾隆帝曾多次下令粤海关征买洋缎洋毡，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就先后传办三次：一次要买外国黄地红花毡、红地黑花毡；一次要买蒙古包不拘花样四色毡子；还有一次要买不拘花样、颜色猩猩毡十块。
清宫用毯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得益于多渠道来源。各地织毯工艺有别，装饰风格各异，从而形成宫廷用毯繁花似锦的局面。
二、纹饰与色彩
毯的纹饰出现于什么时代？尚不可考。想必古人在享受毯的舒适、温暖的同时，又感到单调，由此萌发了创作有纹饰花毯的动机，使毯由崇尚单纯的实用效果发展到追求纹饰精美、色彩多变的艺术效果。毯的纹饰的出现，与史前时代的彩陶、殷商时代的青铜以及春秋至秦汉的许多文物和纹饰一样，是对精美纹饰的主动认识与掌握，表明了中华民族是追求“美”、创造“美”的民族。

1.纹饰
毯向有“远看颜色近看花”之说，清代毯的纹样更是“言必有意，意必吉祥”。为表达美好意愿将一件物体或一组图案用吉祥之名加以诠释，清初早已广泛使用。昭桂在《啸亭续录》卷三载，“康熙朝有富贵不断、江山万代、历元五福诸名目”。然而，清代宫廷用毯的纹饰在表现富贵长久的同时，又融入象征皇帝权利的“龙纹”、代表皇后的“凤纹”及曲水纹、缠校纹、几何纹等，形成清代宫廷用毯固有的风格和特有的专用纹饰。这种纹饰，一是与宫廷建筑的整体环境紧密相连，毯的花样纹饰直接取材于宫廷的建筑装饰。如“织绒紫地黄云龙墙毯（930x260厘米）纹饰中的龟背纹与太和殿外的琉璃墙竞相一致；二是毯面的主要纹饰为龙或凤，吉祥纹饰则环绕周围。纹样在题材组合上虽有牵强之势，其艺术韵味也未免流于俗气。但这些纹饰组合既显示皇帝统治天下、皇权连绵不断、源远流长，又有多方向化的政治含义。综观故宫博物院现存诸毯，云龙纹、缠枝莲纹、锦纹、吉祥纹等都极具宫廷特色。

龙纹
龙是中国的神兽，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图腾，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龙纹在我国工艺美术中广泛应用，经过历代工匠的加工演变，其形象从古人虚构想象到逐渐具体。明代的龙，牛头、蛇身、鹿角、虾眼、狮鼻、驴嘴、猫耳、鹰爪、鱼尾。到了清代，龙角似鹿、颈似蛇、鳞似鱼、爪似鹰、掌似虎、耳牛。明清宫毯中的龙纹饰有团龙、坐龙、行龙、升龙等各种形态，与龙纹相匹配的有五色斑斓的祥云、八宝、杂宝、海水、江崖等纹饰。

明清时期，五爪金龙成为皇帝专用的纹饰，象征权力与富贵，在民间百姓中充满神秘之感，体现了人们对“龙”的崇拜。龙被赋予了“天子化身”的新内涵，成为封建皇权的标记和御用纹样。尊龙纹、辨等级，围绕着皇帝的衣食住行，龙的形象无处不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三月二十九日，造办处皮库库长四德、五德等将画得乾清宫五条龙地平毯合牌样一座，并踏跺（地平台阶）上画得番草样、云龙样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乾隆帝下旨：“地平毯照样织做，其踏跺上毯子，准云龙样织做。”清代宫廷写实画《万国来朝图》、《光绪大图》等，也有太和殿、皇极殿内铺设龙纹地毯的描绘。拍摄于清代晚期的《清国皇城写真帖》中，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和皇帝处理政务的乾清宫都有殿内满铺龙纹地毯的旧照。现存“栽绒木红地正龙地毯”，曾经铺设在中和殿地平台上的，毯面上宝座、屏风、香筒、用端摆设的痕迹仍清晰可见。再有，故宫博物院现存多件尺寸相同的“栽绒木红地双龙地毯”，或四角挖有弧形的缺口，或留有地平踏跺边口、大殿门口等异形的地毯边。这是当年为使地毯铺就挺括平贴，在编织地毯时就设计出避让殿柱础、殿门槛、门扇合页墩等缺口边。

在这批同纹饰的地毯中，有一件尺寸最大（10. 22米x6. 6米）、龙纹巨大的地毯，其间柱痕迹很多、毯面纵向两端异样－顶端有延伸的条状接织部分，底端多处凹凸。经过对地毯挖弧直径、缺口尺寸的逐件记录，然后再与三大殿殿柱柱础直径、踏跺凹凸边口一一进行核对，确认了这件异形的“栽绒木红地双龙地毯”是铺在太和殿进门口至地平台前的那一件。地毯留下的种种遗迹，为考证该地毯的历史价值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可以想见，清代的太和殿内，顶上雕龙形的藻井、彩绘的龙纹天花及髹金漆的龙纹宝座、龙纹屏风，与满铺地面的龙形苍劲、体态回旋的地毯融为一体，交相呼应，给人以直观、立体龙的视觉效果，更加突出了龙的化身－皇帝的神圣与威严。
除地毯外，形态各异的龙纹还出现在炕毯、墙毯和座毯中，“织绒紫地黄云龙墙毯”、“栽绒黄地盘龙靠背毯”、“红漳绒云龙炕毯”等都完好的保存着。清代晚期，“甘肃劝工局恭制”的“栽绒黄地龙凤轿帘毯”，凤在上、龙在下，是龙以前所未有形态出现。究其原因，不外是统治阶级思想观念下的审美理念。
缠枝莲纹

莲花又名荷花，中国传统纹样之一。早在周代的诗歌中，以荷花喻女性之美，荷与蒲草相提，象征男女之间的爱情，后世将莲花、莲子合称，寓意生育、多子。古代文人墨客也爱莲，称其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雅清洁的品质。唐代与外域文化的交流，兼容并蓄，莲花被赋予了枝叶婉转、盘旋流畅的艺术形象和连绵不断的吉祥寓意，称之为“缠枝莲”。清代宫廷毛毯上的缠枝莲枝蔓缠绕，柔美祥和，与紫禁城内琉璃墙角花、汉白玉石台基、木质家具、丝织品中的莲花纹相比，花形更加繁复、枝蔓更加盘曲。宫廷的佛堂、道殿等祭祀场所铺设缠枝莲纹饰的地毯，清代祭祀萨满教也铺缠枝莲纹饰的地毯。坤宁宫现在铺的栽绒黄地缠枝莲地毯，就是按照清代坤宁宫祭祀档案记载复制的。在宫廷绘画中，有很多关于缠枝莲纹饰毯的描绘，如《万树园赐宴图》（毡账内）、《西苑筵宴图》（毡账外）地毯上的缠枝莲纹饰十分清晰。现存文物中“绿地漳绒缠枝莲壁衣”、“毛毡画缠枝莲炕毡”、“黄漳绒缠枝莲飞鹤圆地毯”等，都展现了缠枝莲纹饰在各种毯中的形象。
故宫现存缠枝莲纹饰的地毯数量比较多，大部分明显的有避让殿柱础而挖有弧形缺口的痕迹。由此推断，缠枝莲纹饰地毯比龙纹地毯使用的范围更广泛，不仅用于宫廷政务殿堂，也用于宗教和娱乐场所。

锦纹
锦纹以几何纹骨架中饰以团花，外环绕六瓣旋涡形及四瓣如意头皮球花，规整工致。几何纹是各种直线、曲线及圆形、三角形、方形、菱形等构成规则或不规则的纹样。其构图方法有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两种。二方连续，又称“带状图案”，纹样单位能向左、右连续，或上、下连续成一条带子样的图案。其纹样排列的方法很多，有均齐的排列、平衡的排列，也有混合的排列。四方连续，即纹样单位向四周重复地连续、延伸和扩展的图案，可分为梯形连续、菱形连续、四方形连续等格式。传统的纹样呈四周放射形状或旋转式的纹样，有大团花、小团花、卷草等。锦纹图案骨架组成波曲状的花草纹样，方中套圆，或方圆结合。此外，还有以八边形为中心的八达晕、向外连展图案，中心为主花，四周遍以各种几何纹作装饰，呈繁花似锦状，是古代织锦中最为流行的天华锦纹样。还有以六边形为骨架组成四方连续的几何图案，即锁子纹，多做地毯的边部纹饰。

在明清两代皇帝朝服像中，曾描绘出多样锦纹地毯：四周放射状旋转式、方形回环式、大团花间隔小团式 . . . . .。在现藏品中，存有明代与清代不同时期的锦纹图案地毯多件，仅有四周放射状旋转式的锦纹地毯实物与宫廷绘画相互印证，足见其图案的普及与流传渊源。
吉祥图案
吉祥图案起始于商周，发展与唐宋，鼎盛于明清。它们所表达的含义－富、贵、寿、喜四个内容（即有权力、功名、财富、收获、平安、长寿、婚姻、多子多孙等美好的寓意与象征），已成为认知民族精神和民族旨趣的标志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代宫廷地毯吉祥图案的题材十分广泛，花草树木、蜂鸟鱼虫、飞禽走兽，在高超的织毯工匠们的手下，用经纬线编织代替了绘画。尤其是宫廷毯在综合当代刺绣、绘画、陶瓷、木雕、石刻等各种艺术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新疆、宁夏、蒙古、西藏各式地毯纹饰的精华，经造办处活计作坊的匠役们精心设计，貌似平凡，其中不乏精美的艺术。

如在传统的云、花鸟纹的基础上融汇印度佛教的狮子、莲花；在西域伊斯兰教植物、花果纹饰中加以道教的暗八仙，以及民间艺术象征的长生不老、安居乐业、多子多孙、乐叙天伦、吉祥如意、荣华富贵等名目繁多的寓意、谐音等纹饰。宫廷地毯最常见的就是围绕“万”、“寿”、“富贵”为主题多以纹样形象表示，万福万寿的菊花、石竹、灵芝、仙桃、橘子等花卉果实；象征福、禄、寿的飞禽瑞兽仙鹤、绶带鸟、梅花鹿、蝴蝶，表现荣华富贵的凤凰、牡丹、双喜字等。此外，宫廷地毯还有琴、棋、书、画和梅花、兰草、竹、菊花图案组成的“博古图”和“四君子”等崇尚清雅、文人气息浓厚的图案。如清人画《塞宴四事图》中内侍表演摔跤铺用的云鹤纹地毯即是其中的一例。这些纹饰在地毯的设计上，有两种以上、或多达到十余种的纹饰相互组合，使其既符合纹样新颖协调，又突出吉祥寓意。如“金银线地玉堂富贵栽绒壁毯”，以玉兰花、海棠花、牡丹花及灵芝、竹子、太湖石、蝴蝶等图案组合在一起，寓意“玉堂富贵”。

毯子的结构是以彩色羊毛做经纬，以彩色丝线拴绒头，金银线盘结在不栽绒的地纹上，金银光泽的空地衬托着各种彩色的丝栽绒花纹，从不同的角度欣赏，呈现出不同的色光，好像使人们置身于开阔的境地，而朵朵鲜花浮在空间，金光闪闪，富丽堂皇。清代，新疆生产的盘金盘银毯子较为兴盛，这是该地区专为清代皇宫编织的贡品。
2.色彩
毯是重视视觉效果的艺术品。清代宫廷毯不仅纹饰精美，更讲求色相的对比之美。毯的美观与否，重要的因素在于颜色的搭配。宫廷毯采用了天然染料，以红、黄色为主，在色彩的对比中求得协调统一。天然染料，除了少数矿物和动物来源（比如胭脂虫），绝大多数都源自植物。天然染料是复合的，颜色之间有色调的重叠，组合一起呈现出和谐的色彩。随着时间流逝，自然之色愈加柔美。

如交泰殿地平铺设的“栽绒双凤戏牡丹毯”，木红地色的毯面，五颜六色的一凤一鸾双双似飞，正中一朵盛开的牡丹花，四周环以如意云、朵云。色彩以黄色为主调，点缀棕色、石绿色、石青色、淡黄色，色彩明度上的变化，凸显柔和，稳重而亲切。同时毯面以木红色为底色的三大殿龙纹地毯，多采用对比色相配，分别为蓝色、明黄色的双龙纹饰，及穿插在龙纹间的祥云、杂宝、海水、江崖，均选用朱红、石绿、绯、褐等多彩的缤纷颜色，地色、花色相比既明确又和谐。再有“缠枝莲纹地毯”的底色亦为木红色，缠枝莲花却用石绿、墨绿、天蓝、淡粉、赭石、白色等，再用黑色圈边，颜色协调，赋予立体效果。红、黄色属于暖色调，营造了蓬勃向上的气氛，是紫禁城的主色。这种神奇色彩的变化效果，是染料中酸性、弱酸性物质与空气接触所起的变化而出现的。但宫廷地毯的红、黄两种颜色在对比色中取得了辉煌之气，与紫禁城建筑的红墙黄瓦融为一体。宫廷地毯的纹饰与色彩，是根据地毯的使用和装饰变化的需要而确定。当然，为了展示帝王的精神需要与审美需求，也采用一些“添加”的手法，使之更加装饰化或寓意化。

但是，各个时代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不同，造成了对艺术的不同审美取向。清代宫廷地毯的纹样、色彩虽丰富多样，但其风格还是统一在清代文化发展的总体背景之下。